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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琼曲阳石雕的一代巨匠

发表时间:2022-04-15 11:37

2012年春节期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联合组成邺城考古队,在邺城遗址抢救发掘佛教造像埋藏坑,一次出土佛教造像2895件(块),其数量之多、品相之美、材质之精轰动全国,后在北京展出,引发强烈关注。这批佛教造像工艺精湛、造型精美、类型多样、题材丰富,多数为背屏式造像,另有部分单体圆雕的佛像;题材包括释迦像、阿弥陀佛像、弥勒像、释迦多宝像、观音像、双菩萨像等;时代跨越北魏、东魏、北齐和唐代,年代前后衔接,为研究北朝晚期至隋唐佛教造像艺术提供了珍贵可靠的标本。


邺城出土的石雕佛教造像数量众多,其突出特点是精致、小巧,所用材质汉白玉居多,其中一尊汉白玉“龙树背龛”佛教造像,用透雕技艺雕刻菩提树为背屏,用中国龙缠绕树干。邺城的多数佛教造像还有“其体稠叠、而衣服紧窄”的特点,衣服紧贴肌肤,人体美感突出,古代文献称为“曹衣出水”。


“曹衣”是北齐落籍邺城的粟特人曹仲达人物衣纹的画法。这位曹先生来自中亚曹国(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在北齐任朝散大夫,擅画人物肖像。《图画见闻志》记载,他笔下的人物多“衣披薄纱”,有刚从水中捞出之感,后人因之命名。可见邺城的石雕工匠群体,用匠心智慧传承与借鉴曲阳雕刻手法,并有所创新,融会贯通,把石雕技艺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正是由于北朝时期佛教的兴盛,成就了曲阳石雕伟大的艺术高峰,并让佛教造像艺术的魅力润染隋唐,倾倒世界。

1953年,曲阳古刹修德寺已经发掘佛像、金刚像等石雕作品2200多件(块),与邺城窖藏佛教造像如出一辙,且刻有北魏正光、东魏天平等年号,可以推证出其技法和曲阳雕刻技艺一脉相承。此外,很多佛教造像的形制、造型、纹饰、人物气质,与邺城汉白玉佛教造像几乎无二。


隋唐时期,曲阳石雕遍及华北的佛山名刹。记录五台山佛教流传的《古清凉传》里就有梵僧释迦蜜多罗请智才和尚从曲阳黄山造玉石舍利函三,并运往五台山中台安置的实例。


现存五台山佛光寺大殿内的汉白玉石雕释迦佛坐像,高112厘米,是1950年文化部雁北文物勘查团在佛光寺东山后坡无垢净光塔遗址发现的,台座上刻有:“大唐天宝十一载十一月十五日博陵郡陉邑县西子岁繐村为国敬造台山佛光寺无垢净光塔玉石释迦牟尼佛一驱……”博陵郡唐时治定州,距曲阳不远,雕刻技法上也有一定的传承。


曲阳石雕佛教造像从北魏历北齐隋唐,直到五代宋金元时期,一直是北方汉白玉佛教造像的创作基地,一代又一代曲阳石雕工匠,前赴后继创作了数以万计的佛教艺术经典,而且吸引了周边地区的工匠学习传承曲阳石雕技艺,成就了曲阳系石雕艺术的群体。


古老的曲阳石雕艺术,传承千年而不衰,一代又一代曲阳石雕的工匠艺人,秉持匠心,传承匠艺,坚守工匠精神,在新时代让曲阳石雕焕发出新的生机,让传承百代的技艺辉耀世界。


据记载,元大都的诸多石雕等大型建筑构件,大都出自曲阳雕刻工匠之手。回顾历史,曲阳一带也曾涌现出杨琼、王道、王浩等一大批杰出的雕刻匠人。


杨琼,曲阳石雕的一代巨匠,曲阳西羊平村人,在创建元大都过程中作出重要贡献,但由于官阶不高,《元史》中没有立传。但他死后元朝史学家姚燧撰文、赵孟頫书丹,为其镌刻了《大元朝列大夫骑都尉弘农伯杨公神道碑铭》,记载了他非凡的身世和精湛的技艺。


杨琼出身雕刻世家,天资聪慧,石雕手艺出神入化。元世祖至元四年(1267年),忽必烈诏令创建大都,从曲阳征召大批石匠。杨琼在赶赴大都途中,用家乡的汉白玉雕刻了一个狮子和一个鼎,后进呈忽必烈。忽必烈连声称赞。命杨琼领燕南各路石匠,建造元大都的宫殿和城池。杨琼恪尽职守、兢兢业业,他奉旨从大都到曲阳黄山选石料,三过家门而不入,敬业精神令人敬佩。杨琼宽厚待人,身先士卒,以“德能勤绩”获得朝廷认可,曾三次升迁,官至大都采石提举,正五品。在忽必烈建立元朝那一年(1271年),杨琼积劳成疾,病逝在建造元大都的工地上。


《元史》记载,杨琼去世第二年,大都采石提举司就改为采石局,其主官从正五品降为从七品。从机构和官秩变化上,可以看出杨琼在忽必烈心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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