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定老行当——曲阳石雕业

追溯曲阳石雕的历史，考古界往往认为它起源于新石器时代，并认为中国新石器时代较早的石雕作品以裴李岗文化的石磨盘、石磨棒为代表。但是，这一结论1986年被保定南庄头遗址的发掘打破了，这里出土的石磨盘、石磨棒比起裴李岗来还要早2000余年，并且使用的时间很长，有些制作规整，研磨面平滑细腻。它们的加工难度很大，需要敲打、切割、琢磨修整，涉及到各种石雕加工的基本技法。而在与裴李岗文化几乎同一时代的北福地遗址，发掘出了一件长46厘米、通体被磨光的大型石耜，即石质犁头，它的型体非常精美，这种制作精细的大型石耜，是我国新石器早期遗址中第一次发现，比起石磨盘、石磨棒来，在这个曲阳石雕作品身上，已经具有了那个时代人类的更多的精神寄托，具有了更高的宗教价值和艺术价值。保定南庄头和北福地出土的石磨盘、石磨棒、石耜不论是时间上，还是艺术价值上，都已经远远超过了裴李岗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考古发掘没有新的发现的今天，保定更应该是石雕开始的源头，或者说是石雕艺术的源头之一。

北福地出土的石耜

南庄头和北福地两处遗址出的曲阳石雕作品，那还是人类为了生存或是寄托自己美好的愿望而创制的。但石雕作为一个传承至今的老行当的形成，在保定曲阳县得到了更多的体现。曲阳的石雕是怎么兴起的呢？对此有许多说法，其中最为盛行的是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传说。相传，春秋战国时期与鬼谷子齐名的黄石公，是曲阳县人，他婴儿时被遗弃在曲阳的黄山，后人把他叫做黄石公。他隐居黄山著书立说，留下《太公兵法》和《雕刻天书》，后来，把《太公兵法》传给了张良，把《雕刻天书》传给了同乡曲阳的宋天昊、杨艺源两位弟子，从此曲阳人学会了雕刻。

有史料记载曲阳石雕成为一种行当，至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从西汉开始，曲阳石工就用大理石雕刻碑碣等物件，曲阳县城南有座“狗塔”，据说是东汉光武帝刘秀为纪念一只曾经保护他逃出大火的义犬而征召当地石匠修建的。由此可见，在那个年代保定曲阳的石雕行当已经普遍存在，并且比这段故事历史还要久远。到北魏时期曲阳石雕中的佛像、石狮已独具风格。当时，全国各地崇尚佛教，大兴土木，修建寺庙，从而也促进了曲阳石雕中各种佛像作品的发展。曲阳石雕佛像造型庄重优美，面貌严肃威武，线条流畅自然，至今仍然是传统的主要石雕品种。1953年，从古刹修德寺出土文物中，发掘出佛像、金刚像等石雕作品200多件。在这些雕像的底座上，都刻有北魏正光(520-524年)、东魏天平等年号和作者姓名。经查证，这些作者都是曲阳县人。到唐代曲阳成为了中国北方汉白玉雕像的发源地及雕造中心，至元代，曲阳石雕已享有盛名，涌现出杨琼、王道、王浩等一批杰出的民间雕刻艺人。杨琼的“一狮一鼎”作为贡品得到元世祖高度赞赏，称“此绝艺也”。元世祖忽必烈征集各地能工巧匠兴建大都(北京)时，任命雕技精湛的曲阳石雕艺人杨琼为总管。据记载，天安门前的金水桥就是由杨琼设计监造的。明清时期，曲阳石雕工艺更加精巧，清末刘普治的“仙鹤”“干枝梅”在巴拿马国际艺术博览会上荣获第二名，自此“天下咸称曲阳石雕”。

到了现代，刘东元使古老的石雕艺术在他手里焕发出了新的活力，他的弟子卢进桥、甄彦苍、安荣杰继承了传统技法，并用锤子钎子谱写了石雕艺术的新篇章。卢进桥、甄彦苍、安荣杰三人虽然师出一门，却走着不同的艺术道路。卢进桥将石雕、牙雕、玉雕、木雕技法融为一体，独创出剥荒、定型、雕琢、磨光、打亮相结合的镂雕技法；甄彦苍在继承传统雕刻技艺的基础上，充分借鉴西洋雕刻技法，开创了曲阳石雕的西洋流派；安荣杰发明并运用“安氏放大法”，将“哼哈二将”、广东三水卧佛、山东蒙山老寿星像等巨雕工程载入世界吉尼斯纪录。